关于史上一些鼠疫暴发与大旱灾、地震和战争的关系

光亮浣熊

                          


                                         关于史上一些鼠疫暴发与大旱灾、地震和战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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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已经讨论过的鼠疫暴发相关因素至少包括旱涝（及其引发的饥馑）、地震、战争等自然灾害及社会现象。

洪涝来临使地下穴居生活的鼠类数量减少，但侥幸逃生的鼠会集中到灾民居住的地势较高的地方，从而在局部地区形成异常高鼠密度，有可能造成鼠疫的流行。由于被洪水破坏的村庄和农田中通常会留下鼠的丰富食物，而鼠的繁殖能力极强，所以洪涝后鼠密度可以迅速回升，造成鼠间鼠疫流行，并可能危及人类。
近年一般性地讨论“旱”对鼠疫的影响时，结论倾向于否定。但这不符合历史上大旱灾、大饥馑情况下的历史事实，如现在人们提到的明朝末年发生，导致明亡的旱灾和鼠疫。
地震对鼠疫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于地震造成‎地形‎地貌、地物改变，生态失衡，导致鼠的大量迁徒，鼠疫随‎宿主‎扩散。也有研究认为地震对鼠疫流行并无影响。
战争对鼠疫传播的影响包括，战争造成军队和难民大量自鼠疫疫源地或经由疫源地转移至它地，大大增加了鼠疫传染的几率。将鼠疫尸体作为生物武器攻击敌方更直接导致鼠疫暴发的危机。
这里谨就上述对鼠疫暴发产生影响的因素中的一些“枝节”问题进行探讨，涉及鼠的种群自动调节，震前鼠疫和战后鼠疫的发生问题。

鼠疫斗士伍连德确认明末1644年在中国山西发生过鼠疫。从明末到近代，旱灾-鼠疫这一灾害链的描述在我国历史记录上出现颇多：
1928-1933年的大旱灾在陕北造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饥荒和瘟疫，有人提出它从一个方面促成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建立。1930年有文称“陕北中部一带，连年遭遇旱灾，今夏秋两料收成，均属欠缺，约计夏不过十之六，秋仅及四，而保安、靖边、定边、衡山四县，竟至七年未收，人民困苦，达于极点。今夏又遭鼠灾、雹灾及鼠疫流行，横山一县人民，竟死十分之六，灾情之惨，令人目不忍睹。”1928年旱灾发生之后，1929年横山，安定两县已发现鼠疫。患者头疼腹痛，高烧昏迷，口吐黄水。因处于灾荒之年，缺乏必要的医疗卫生条件，因而鼠疫传播十分迅速。到1930年，陕北鼠疫大流行。在子洲县，“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一年 （1930--1932 年），本境先后三次流行鼠疫，其症状淋巴结肿大，24小时即可死亡，俗称'新症浪'。波及21个乡，139 个村，发病2370人，死亡2120人，病死率达89%------。”据统计，此次鼠疫陕北死亡近20000 人。

1894年5月15日《申报》头版在《香港多疾》的题目下首次报道了香港鼠疫：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说者谓天时亢旱，以致二竖为灾。

明末1637～1643年间发生一场特大旱灾—崇祯大旱，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据称五百年所未见。干旱少雨的主要区域在华北：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和山东，这些地区都连旱5年以上，旱区中心所在的河南省，连旱7年之久，以1640年干旱最为猖獗。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鼠疫由河北地区传入北京。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至开春后转为更为严重的肺鼠疫（呕血）。崇祯十六年，疫情还在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继续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
大旱结束后一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秋天，潞安府（今治山西长治）及所属州县发生瘟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清顺治《潞安府志·纪事》）。这是典型的鼠疫症状。

清咸丰八年(1858年)“（云南）红河境东南部(今屏边一带)马关、丘北大旱，饥，人相食，民死无算”。之后，据民国《马关县志》卷五（军事）载，咸丰九年“鼠疫流行，人民毙于灾者甚众”。民国《邱北县志》卷一（灾祥）载，“咸丰九年，瘟疫流行。”邱北县记载的是瘟疫而不是鼠疫，但两地极近，邱北县的瘟疫中至少应含有鼠疫。

一般旱灾后发生的鼠疫原因被归于：旱灾使老鼠缺少食物，虚弱，鼠疫菌趁虚而入；被感染鼠群和人类接触；饥不择食的人们将老鼠（其中可能有疫鼠）储存于洞穴中的谷物掘出吃掉，甚至吃掉被感染了的老鼠等，从而致病。
实际上，老鼠是杂食动物，甚至敢攻击婴儿或不留意的成人，吃死人肉自然不在话下。导致饿殍遍野的旱灾为鼠类提供了足够的人类尸体作为食物，灾后的鼠在一段时间里日子其实过得不差，有足够多的生物残骸可供它们食用。这时候的鼠十分肥硕，会繁衍出越来越多的鼠辈。终于，好日子达到了顶点，来到了需要种群自动调节的时刻：种群密度上升，造成社群压力增加，刺激鼠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方面影响其脑下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减少，形成生长代谢障碍，导致低血糖/休克及抗体减少；另一方面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刺激会导致鼠的肾上腺功能受影响：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加，抗体减少。这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鼠体内抗体减少，都会造成鼠对疾病及外界刺激的抵抗力降低，对平时鼠间以低水平/隐性传播的、甚至基本只存在于疫源地土壤、植被中的鼠疫菌或其孢芽变得敏感易感染。于是，疫区出现鼠疫。先是老鼠被感染，发生鼠间鼠疫，而后暴发人间鼠疫。

前已说过，地震对鼠疫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于震后鼠由于生存环境遭到破坏而迁徒，鼠疫菌随‎宿主‎扩散，形成鼠间鼠疫和感染人类。地震之前的鼠疫发生也有报道，但因说不清其中的道理也只能当成是碰巧。实际上，采用测量仪器及其它方法进行地震前兆观测得到的结果表明，由地震应力引起的震前地层变形可能发生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在此范围内受力最强、形变最严重的区域是在与最大压力方向成锐角的一对共轭剪切带上。地震前地层受力变形严重同样会影响鼠辈的生存居住条件，引发鼠的骚动甚至免疫力低下，在疫源地引发鼠疫。下面是震前鼠疫的一些例子：
1814 年的一封名为《奏报滇南流行病证情形》的奏折中写道，“------去年和今年，痒子病流行于临安一代，死者己不下十万，患者其状可悯…" “痒子病”就是腺鼠疫。1814年11月24日云南石屏地震。震级据今考证为6级，死者数百人。石屏距临安（建水）30余公里。
民初云南的实业人、文人罗养儒指“甲申年（1884年)六月间，昆明发现痒子症（鼠疫）……次年乙酉秋七月间，云南之痒子症又勃然而作。先由澄江属之江川等地蔓延至晋宁、呈贡、昆阳各县，八月初，传至昆明……有人云，甲申至乙酉两年死去的人民， 当在十万以上。”
1884年11月14日，距昆明270余公里的宁洱发生据今考证为6.5级的地震。这次地震发生在上述两次云南鼠疫之间。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89《开封府部》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大疫，人相食，有鼠千百成群渡河而去。”可见当年开封有疫、有灾、有高密度鼠群。第二年，“崇祯十五年六月初三日（1642年6月29日）夜半山西平陆地大震。震坏城垣民居，山崖崩裂。初四日，安邑（今运城东北）地震，从西北起，声如雷，官民庐舍俱倒。------初九日又震，十三日又震，以至数十日方止。”此次地震震级据今考证为六级。山西平陆-河南开封相距280公里。
作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的1894年香港鼠疫（前已提及），是当年由广州传去的。1894年5月19日上海《申报》指“盖此次粤垣（广州）疫症之行, 大都因去冬亢旱, 地气郁而成毒, 乘春发, 鼠穴地中, 先受其殃。迩来鼠之被瘟, 未始不由于此。------”这里前人阐述了对鼠疫由来的理解。一年多后，1895年8月30日，距广州320公里的揭阳发生6级地震，震塌城垣49丈余，瓦房1059间，盐仓房屋震塌多间，存盐损失。压死55人伤14人。这个震前鼠疫的例子，联系到“去冬亢旱”这一情况，似乎又形成了“旱→疫→震”这样一种灾害链。
1917年8月-1918年5月，中国北方暴发了20世纪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流行为1910年的东北鼠疫）。此次流行以绥远（内蒙中部）、山西为重点疫区，波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1917年8月，肺鼠疫首先在内蒙古扒子补隆（今乌拉特前旗新安镇）的一所教堂爆发，先通过运输毛皮的马车队在内蒙地区传播，然后通过京包、正太、京汉、津浦铁路和交通线一路南下，到1917年12月呈大流行之势。“得者头疼咳嗽咳血见血即亡，轻者三日重者顷刻殒命。无可医治，------。”鼠疫共造成14600人死亡。三年后，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县发生8.5级地震，造成28.82万人死亡和约30万人受伤。地震毁城4座，影响范围250余万平方公里，在遥远的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就连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地震震中距鼠疫最初流行的内蒙乌前旗新安镇530多公里。

战争使军队和难民自鼠疫自然疫源地或经由疫源地大规模迁移，造成鼠疫传染几率增加，这是鼠疫-战争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有将鼠疫尸体作为生物武器攻击敌方的表述。而这里谨指出：战后鼠疫暴发的情况相当多见。
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鼠疫工作者、医务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的调查。调査以访问老人为主。由于不少老人------听其父老言及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流行，因此这一资料可以回溯至调查之前的100年前，即回溯至咸同战争（杜文秀起义）刚刚开始的时候。杜文秀战争于1856年在云南爆发，至1872年结束，长达16年。下面是与该战争有关的一些“战后疫”的例子：
江川县的调查认为，该县在1868年发生回汉相争（杜文秀战争一部分），到1869年停止后，就陆续在宅内及村落周围发现大批老鼠死亡现象。鼠疫开始年为1871年，最重年为1872年，1873年终止。鼠疫流行面很广，每个村子都发生。调査报告认为：“那时全县人口大约有2万多人，------死者八千多人。”
1950年代在澄江县的调查认为：“------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一日，满清官岑毓英攻克澄江后，------逃往他乡人民也络续归来，在城内曾见老鼠搬家，一个咬着一个的尾巴从街上逃跑，至三、四月间，西街子即有人患痒子病，迅速向城中传来，很快即流行于全县平坝区。”
盐丰县：据调查，鼠疫在战乱平息后才发生，最盛时是在光绪三年 (1877)，光绪五年（1879)后停止。此病首先发生在五马桥，光绪三年才传过五马桥。
邓川县的调查报告认为：“杜文秀在大理起义后，兵戈频繁，这一带是主要战场之一，所以群众反映最多的是红（汉）白（回）旗乱事后，痒子病大为流行------。”
思茅鼠疫流行地区可能局限在城区和倚相区。有老人回忆说：“听我们老人说过痒子病在回汉相争以后。------由于城里发生这病，所以乡下人不敢进城。”
云县（云州）：据调查，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杨玉科率军复云州，接着就有鼠疫发生。如县志所言：“同治十二年瘟疫继起， 患者痒子（腺鼠疫）红痰（肺鼠疫）不一，死亡山积，至十五、六年后乃止。”一位时年75岁的老人听其长辈说，“在红白旗回汉互斗后，刀兵一息，鼠疫就起，乡语叫疙瘩病、痒子病，老鼠先死。在格子（胳肢）窝、大胯根起一个痒子，发火、涨烧、不涨开、一个对时即死。”
大理：民国《大理县志稿〉卷3《建设部•户籍》记载：“同治十年（1871年)郡城克服后（按大理城被清军攻占是1872年），大疫迭兴，兵革甫息，疫病频仍，死亡狼藉，惨于血刃。”上述1950年代调查认为这里“大疫”是鼠疫。
“战后疫”的形成与上述大旱灾后鼠疫的发生原因有相似之处。战争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产生出大量的生物遗骸可供鼠辈为食。野狗和老鼠成为战场上士兵尸体的重要清理源。饱食终日的鼠类繁衍出大量的鼠辈。芸芸鼠生，造成社群压力增大；然后就会像旱灾后鼠疫发生一样，进到需要种群自动调节的阶段。鼠辈的脑下垂体分泌生长素减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加，导致它们的抗体减少，免疫力低下，易于为鼠疫菌所感染发生鼠疫。鼠们由大快朵颐→大量繁殖、压力增大→免疫力低下→鼠间鼠疫的过程，形成了人类止战至人间鼠疫发生（与难民返回也有关）之间的那段时间；之后，人间鼠疫出现了。

以上对鼠疫与相关因素的关联及可能的关联机制做出陈述。大旱灾和战争产生的生物遗骸，会导致鼠辈中出现由种群自动调节需要所导致的鼠体免疫力低下，最终引发鼠疫。地震前岩体变形也可能引起老鼠逃离洞穴，造成地面鼠密度增大和鼠疫发生。而鼠疫（包括鼠间鼠疫）的发生或许可以像震前震区有时会出现的鼠惊逃、鼠消失现象一样，被考虑作一种地震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