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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震论坛”成员中不乏业余地震预报爱好者，也就是当年周总理所指“群众业余队伍”中的一员。然而群测群防几十年来的浮沉，却不是谁都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对于长幼不葺的各位同仁来说，那段历史也许是长辈口述的往事，也许是自己亲历的艰辛，甚至是一辈子化不开的恩仇，却都是些沉重的记忆。笔者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不该任由它像“浮云”一样飘过，否则如朱自清所言“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那才是顶可悲的事情。至于读罢的心情，或遗憾、或感慨、或悲愤、或期盼，只能任由后人评说了。
笔者本想一口气把文章写完的，但是后面关于“民科”的部分毕竟有太多争议，怕一时不能完稿。又考虑到拙文写到一半已逾四千字，很担心又臭又长令人生厌，于是先将前半部发出来让各位斧正，想必大家的评说对拙文后半部分的写作大有裨益。如果不合口味或者拖得太久，也可能到此为止不再续写，只将题目改成《地震“群测群防”的衰落》，权当作个人的笔记罢。
——中国的群测群防队伍曾经有二十万大军。
“群测群防”是一项重要的群众性基础工作，曾在我国防震减灾事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群测群防”逐渐衰落，地方机构以“市县工作”角色退居地震事业的边缘，业余观测队伍更急剧萎缩，目前只剩少数爱好者以“民科”身份继续开展地震预测实践。“群测群防”为什么会衰落？“民科”的出路又在哪里？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做一粗浅分析。
一、 群测群防工作的兴起与发展
群测群防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开展起来的。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国确立了“搞地震预报”和“以预防为主”，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的防震减灾思路。周总理指示“要群测群力，不仅要有专业队伍，还要有地方队伍和接受专业队伍指导的群众业余队伍”，从而为我国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奠定了基础。
1970年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正式建立地方地震工作队伍和群众观测队伍。1972年第二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首次提出“群测群防”的概念。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进一步推动了群测群防工作的发展。东北和华北各省、市普遍建立了地、县地震工作机构，进一步发展了群众测报点和宏观哨，并通过专群结合成功预报了1975年海城7.3级地震。唐山地震后，1977年国务院批转国家地震局《关于加强地震预测预防工作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国发151号文件）要求重点地震监视区的地（州、市）和县建立相应的地震管理机构，列入地方事业编制。为加速地震预测预报系统的建设，要建立巩固群测群防网。此文件下发后，地方地震工作机构和群众测报点急剧增加，群测群防工作达到历史顶峰。截止1979年，全国共有地、县地震办公室1344个，工作人员6000余人，群众测报点几万个，业余测报人员达20余万。
群测群防工作在初期曾通过地下水和动物异常等宏观异常预报邢台地震强余震，随后一批简易仪器如土地电、土地磁和土地应力（简称“三土”）等观测手段开始采用，为群测群防工作提供了操作简单、便于推广的观测方法。由于业余测报网点多，密度大，手段丰富多样，弥补了专业台网的不足，提高了整体监测能力。同时群测群防人员遍布基层，熟悉当地情况，具有专业队伍难以具备的优势和条件。事实证明，群测资料在多次成功的地震短临预报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我国很多中强地震前的大量宏观异常现象，都是由群众测报队伍收集和报送的。例如1975年海城7.3级地震、1976年云南龙陵7.3、7.4级地震、1994年台湾海峡7.3级地震、1997年黄海5.1级地震、1998年云南宁蒗6.2级地震，1999年台湾7.6级地震、1999年辽宁岫岩地震和2000年云南姚安6.5级地震中，群测点和群测群防人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海城地震预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地方地震台和两个群测点还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二、 群测群防历史上的两次 “大裁军”
随着地方机构和群众队伍的急速扩张，群测群防工作逐渐暴露出群测点太多、观测线过长、科学性不足，可靠性差、机构重叠等弊病。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突出地震重点监视区的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家对群测群防工作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整顿。其实早在1977年国发151号文件要求重点地震监视区的地（州、市）和县建立相应的地震管理机构同时，就提出了“对群测点要整顿提高”的要求。
第一次大规模整顿开始于1979年。国发〔1979〕160号文件明确了划分重点地震监视区的原则，即：重点监视地震基本烈度（我国地震烈度区划）在七度以上的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和地震基本烈度在六度以上的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重要电力枢纽、重要铁路枢纽、库容量在10亿已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以及根据地震中长期预报有破坏性地震的地区。根据上述原则，对地、县地震机构和相应的群众测报点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经过整顿和精简，至1980年底，全国地、县地震机构减到1206个，地办人员减为5258人，骨干测报点5107个，业余测报人员20000人。
第二次大规模整顿开始于1983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地震局关于省、市、自治区地震工作机构和管理体制调整改革报告的通知》精神，对全国地、县地震工作机构又进行了整顿和精简。其原则是：地、市、县地震工作机构主要设在多震区和重点监视区；少震区和历史上没有破坏性地震的地区不设机构；地、市、县机关在同一城市者，只设一个机物；设区的大城市，只设市级机构，不设区级机构，北京、天津两市可在市郊的区、县设立机构；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的地区不设地、县机构。贵州、广西、上海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县地震工作机构（除个别必须保留者外）建议予以撤销。其余省、市、自治区的地、县地震机构削减1／3以上。
应该说，这两次“大裁军”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第一次主要是缩减业余测报队伍，全国由20余万锐减至2万余人；第二次主要缩减地、县地震工作机构，将1982年全国1224个地方地震机构精简为446个，减少了64％；地办人员由5537人减为3162人，精简了43％。
现在来看，当时之所以对群测群防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整顿，可以说既有管理问题，也有震情背景，还有政治因素。从管理上说，当时的各级政府只是把群测群防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只一味地扩大规模、扩充队伍，却没有统一的科学思路和规划布局，对观测方法未进行科学论证和试验，对观测人员未进行专门培训，对观测仪器也没有进行检验和核定。许多简易仪器可靠性很差，加之观测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产出了大量的伪“异常”和缺乏科学依据的“预报意见”，对社会稳定和群众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国家不堪重负，不得不对庞大的群测群防队伍进行清理整顿，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大裁军”的出发点。从震情背景来说，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上世纪中国大陆第四个活跃期结束，地震活动趋于平静。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防震减灾工作思路也由全民防御向地震重点监视区转变，部分地、县地震机构和测报点已经脱离实际需要，机构重叠、力量分散的情况也比较突出。特别是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启动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部门总数从１００个减为６１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减为３万，相应的各级地方机构也被大幅压缩，地震系统自然不能幸免。这是群测群防工作第二次“大裁军”的背景。
这两次“大裁军”对群测群防工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尽管通过大规模整顿，改变了地方地震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及力量分散的局面，突出了地震重点监视区的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群测群防工作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三、 群测群防队伍的“断粮”、“缴枪”和“失去组织”
对群测群防队伍特别是地、县地震工作机构进行整顿精简，不可避免要解决人员编制和经费问题。198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地震局关于省、市、自治区地震工作机构和管理体制调整改革报告的通知》中要求“调整后保留的地、市、县地震工作机构、人员，仍列入地方事业编制，所需经费仍由地方地震事业经费中开支，基本建设由地方统一安排．地方地震事业经费建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部门提出分配方案，协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管理，重点使用，以利于发展地方地震事业。”尽管保住了地方地震工作机构的人员经费，但是事业经费却成了空头支票。在此之前，国家地震局每年下拨两千多万元用于支持全国群测群防工作，1983年机构改革之后这笔经费被国家财政砍掉，让地方地震机构向本地财政“要奶吃”。当时正值改革初期，各地政府财政都不富裕，对于地震事业经费也是有心无力，客观上造成了群测群防队伍的大面积“断粮”。
雪上加霜的是，元气大伤的群测群防队伍不久后又尝到了被“缴枪”的滋味。1983年厦门“土地电机制讨论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三土”手段的清理工作，在笔者看来对于群测群防的影响不亚于此前两次大规模整顿。这次清理内容包括观测物理量、探头性能、环境条件、资料质量和预报效果等，全国累计清理点数5688个，占全部观测点数77.6％，清理仪器7174台。结果大部分简易“三土”观测手段都被撤掉，增加了井水位、动物异常、水氡、深井水动态等方法，有些搞不清楚的手段继续保留列为试验研究项目。通过这次清理，大部分地、县地震部门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同时调整了观测网点的布局，提高了观测资料质量和利用率，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也明显改观。但不能否认的是：虽然增加了井水位、水氡、深井水动态等新手段，但这些方法对于场地观测环境和设备要求较高，使得群众业余队伍一下子陷入缺乏观测手段的尴尬境地。正如把游击队落后的鸟枪火铳淘汰，却没有足够的冲锋枪、机关枪去装备这支队伍。在这次清理之后，很多被“缴了枪”的业余测报人员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客观上造成了群众观测力量的流失。
学者朱学勤曾经说过:“‘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群测群防作为“文革产物”，在仪器清理时也难免沿袭“文革”式的非黑即白思维。应该说，清理“三土”的初衷是好的，正如官方材料评价说“群测群防由大搞‘三土’观测、抓曲线对应地震的认识阶段提高到对观测布局讲合理性、对观测手段和观测仪器讲科学性、对观测资料质量讲可靠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的认识阶段”，对此我们不应否认。然而笔者就此问题请教一些老专家时，不少人却发出了“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感慨，认为不少有价值的观测手段被当作“文革产物”而简单摒弃掉了。譬如这次清理对仪器提出了严格要求：观测单一、清晰的物理量；干扰噪声要小于科学信息；仪器精度、灵敏度、稳定性、可靠性等都要有定量概念。当时认为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的仪器才能够取得科学的资料。事后一些老预报专家认为：这些简易的观测仪器尽管平时干扰噪声大于目标信息，观测到的不是“科学的东西”，但是在大地震发生前夕，孕震区产生的强异常信号往往可以压制干扰噪声从而被仪器观测到，所以“三土”对于短临预报的辅助作用是不应被简单否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专业队伍、地方队伍和群众业余队伍构成的群测群防体系中，地方队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无论指令下达还是异常上报，都要通过地、县地震工作机构实现衔接，国家对业余测报队伍的经费支持也由其完成。“断粮”之后地方队伍自己都吃不饱，更不可能有“余粮”接济群众业余队伍；1982年精简整顿之后，不但地、县地震工作机构被大幅裁剪，专业队伍对地方队伍的影响力也大大削弱，以往的“三位一体”功能纽带日渐松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群测群防最初一直由地震局核心业务部门管理，从最初的业务组、业务二处到后来的地震处、监测处（1975年甚至直接叫做“台站群测群防处”），从而确保了群测群防与专业监测工作的紧密结合。譬如1983年科技监测司的职能中有如下表述：“负责制定群测群防工作的有关制度和条例；从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中发现新事物，开创新课题；协助地方搞好群测群防和专群结合的组织管理工作以及地震和抗震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至1988年根据《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1988]54号），国家地震局由中国科学院代管转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全国群测群防工作的管理职能由原来的科技监测司划给新成立的震害防御司。从此“国家队”和“地方军”分属不同职能部门领导，进一步造成了专业监测预报和群测群防的脱节。
至此，群测群防队伍不但兵力锐减，更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与专业“正规部队”也失去了联系。绝大多数群众测报人员不得不退出了群测群防战场，少数爱好者坚持开展业余测报工作，但只能“化整为零”打游击。这些人也成为后来地震“民科”的骨干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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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1-4-19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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