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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 》2009年09月16日文章---关于辽宁海城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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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地震预报，被誉为人类首次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报，它的故事至今仍在国内外地震学界引发“余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辽宁省海城市大白桥北岸，一座土褐色纪念碑巍然耸立。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站在碑下，抬头仰望，只见纪念碑纵向开裂的墙体上，巨幅日历显示：“1975年2月4日”。
这是海城地震发生的时间。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在辽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强烈地震。震前，辽宁省当地政府与地震工作者发出预警，避免了巨大的民众生命、财产损失，这被誉为人类首次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报。
地震前半小时，预防地震的紧急通知传至营口县(现辽宁大石桥市)礼堂。这里正在举行军民联欢，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步出会场……这样的故事，今天还在海城的坊间流传。
海城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现代工业集中的辽宁腹地，受灾人口830多万。如果没有震前预报，按同等情况推算，至少10万人将死于地震，而海城地震直接死亡人数是1328人。
地震预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据辽宁省地震局统计，1975年9月至2003年12月，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到震区考察。
美国学者雷利震后不久来到现场，他对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照片对比，确实是作了预报，所以我才来到海城考察！”
三十年后，2005年5月20日，海城地震纪念碑落成。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揭幕仪式上说：“海城营口地震的预报成功，是地震预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人类探索预报地震，抗御地震灾害进程中的一个成功范例。”
这已是海城境内立起的第三座地震纪念碑。前两座立于1982年，是辽宁省地震局为方便国内外学者考察而建，分别位于海城地震的物理震中岔沟和宏观震中毛祁镇。
本刊记者站在岔沟村的小山顶上，纪念碑旁，地震裂缝已难以辨识，而远处的青山苍翠欲滴。
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
海城地震后，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预报称为“科学的奇迹”。奇迹不可复制，这句话在赞叹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之时，也隐含着难于总结海城经验的困惑。
“海城地震预报了吗？”“海城地震发出临震预报了吗？”事实上，从震后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这样的诘问。
2008年6月13日“财经网”登载《海城地震预报迷雾》一文，再次对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性提出质疑。文中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
2009年5月12日，《科学时报》刊载《海城地震预报：难以传承的“经验”》，文中引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夏新宇的观点：“海城地震的‘预报’完全依赖于足够多的前震，其经验却被错误解释了，虚假宣传造成了‘地震可以预报’的观念。”
“说地震不可以预报是不对的。”原辽宁省地震局副局长、海城地震预报工作的亲历者顾浩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另一位当事人，辽宁省地震局研究员李荣安说：“海城地震不是没有临震预报，地震当天上午省革委会(注：“文革”时期相当于如今的省政府)的通知就相当于临震预报。”
海城地震究竟如何得以预报？34年前地震工作者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如果没有预报，为何巨大的人身与财产损失得以避免？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地震学专家们普遍认为，海城地震的预报首先和一份国务院文件密切相关。
“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中国防震减灾史上一座里程碑。”中国地震局(1998年之前称国家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首先拿出了这份文件。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提出：渤海北部地区一两年内可能发生5～6级地震。会上有人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以及气象与地震的关系等，提出华北地区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当时有部分权威学者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但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通过对华北地区旱情的分析，结合辽宁的前震预兆，提出辽南的金(县)、辽(阳)、海(城)、盖(县)地区近期有7级地震的说法。”周荣鑫(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归中科院主管)的女儿周少华在《周总理和我的父亲周荣鑫》一文中回忆道，“我父亲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各种不同观点，果断地签发给国务院的书面报告，预报辽南一两年内有6级以上地震。”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把中科院的报告批转给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辽宁。
耿庆国回忆道，之所以提出华北地区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预测意见，是依据他本人提出的“旱震理论”。
耿庆国总结了从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到1971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发生的大地震。在这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6.0级以上大地震69次，其中除1337年9月8日河北怀来6.5级地震，震前二年大饥，灾因不详及1368年7月8日山西徐沟6级地震，震前一年大风雹外，67次地震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者为27次，震前二年大旱者15次，震前三年大旱者16次，震前三年半大旱者9次。总而言之，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大旱为67次，占地震总次数69次的97.1%。
1972年，耿庆国发现这一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大旱，构成8级地震或两组7级地震的物理背景，三个特旱区一个在辽南一带；一个在河北唐山滦县一带；一个在石家庄、邢台、忻县一带。
其后在以上三个地区，先后发生了1975年海城7.3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而第三个特旱区没有发生7级以上强震。耿庆国承认，这构成了一次“虚报”。
国务院69号文件在正文中提到，“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69号文提出的防震减灾思想确实是高瞻远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玶说，“69号文件内容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视。”
是那个大地震吗？
“1969年以前，辽宁省没有专门的地震工作队伍。”辽宁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唐铭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1970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将辽宁省划为全国重点地震监视区。会后辽宁省地震工作办公室(下称省地震办)成立。
1972年，沈阳地震大队在海城县建立地震观测站。姜成田成为观测站6名临时工中的一员，因读过中专，他被委任为技术负责人。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仪器设备有六四型烟熏式地震仪、水氡分析仪，还有的就是土仪器了。”
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辽宁省贯彻文件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1974年下半年，在辽南地区先后建立群众测报点2273个，到年末，辽南已形成专业队伍和群测人员相结合的地震监视预报网。
1974年11月，东北三省地震预报趋势会商会提出：“营口、大连等地是近期发生破坏性地震危险性较大的地区，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区。”
12月中旬，辽南地区开始出现从未有过的异常现象。在严寒的天气里，冬眠的蛇纷纷出洞，冻毙于雪地，老鼠成群出现在人们面前并表现痴呆。丹东市九连城等四个公社的一些水井，水突然变浑、变味并出现大幅度的水位涨落。
12月22日这天，天一亮姜成田就往地震站跑，进屋直奔自动记录的“土地电”，他又惊又喜地看到，仪器记录到了“土地电”突跳。此前，他根据1年零9个月的观测，已确认震前“土地电”突跳与地震存在关联。
上午，海城站内的会商却成为一场争吵，站内的人认为：“咱们文化水平低，又没经验，还能报出地震？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报不准怕人家笑话”，最后为了人民利益，大家还是向辽宁省地震部门发出预报：“提出在我站东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将发生4～5级地震。”
12时43分，辽阳葠窝水库库区发生了4.8级地震。
这次地震预报的成功，给海城站观测人员以极大震动。有人说出了心里话：“我算服了，这些土仪器还真行啊。”此后，海城站职工都开始用心观测。
“这次地震，辽宁省地震办以简报的形式作出了预报。”唐铭麟回忆道，“这使省革委会开始重视‘省地办’的预报，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李柏秋在一次常委会上，强调各地方领导都要重视地震发展趋势。”
葠窝水库发生了4.8级地震，这是预料中的那个大地震吗？
更多的宏观异常(人的感官能直接觉察到的地震异常现象称为宏观异常)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出现，从辽阳、本溪、鞍山一直到锦州和大连。当时正值冬天，然而蝴蝶开始在冰冷的空气中飞行，夏天才可以见到的蚂蚁、蜈蚣也开始出现。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发现，地应力、水氡和地倾斜异常均未结束，似乎对应着更大地震。
辽宁地震部门分析后认为，4.8级地震不是预期将要发生的地震，辽南仍可能有一次更大的地震发生。
临震预警发出
1975年2月前，中国地震工作者虽然认定在辽南地区可能有一次5~6级地震，但地震会在哪里发生？
“事实上地震发生的地点在预报意见中并不具体”，辽宁省地震局研究员钟以章告诉本刊记者，“针对宏观异常出现的地区，辽宁省地震工作者比较关注营口、金州(1987年金县更名为大连市金州区)。直到1975年2月3日18时以后，海城地区的地震活动由几次骤增到几百次，才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城—营口地区。”
2月1日起，营口石硼峪地震台开始观测到越来越密集的小震活动，具体情况为：2月1日，一次；2日，七次；3日，突增至几百次。
1975年2月3日18时38分，海城—营口地区发生3.1级地震，这是有记载以来该地区的第一个有感地震。
2月3日这天，姜成田正在省地震办，他是为修放大器来到沈阳。当晚19时，地震办值班室电话一个连着一个，海城连续发生小震群，营口有感，姜成田感到问题严重，赶当晚最后一班列车返回海城。
2月3日晚，针对2月1日以来地震频度越来越高、强度越来越大的情况，省地震办业务组组长朱凤鸣认为形势严峻，决定马上向省革委会汇报。
“大约在晚上11点半左右，我开始起草报告。”已从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退休的80岁的朱凤鸣告诉本刊记者，由于紧急，他直接在一张纸的背面起草了震情报告。
这份于2月4日0点30分编写出的第14期《地震情报》提出：“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必须提高警惕。”
1时许，朱凤鸣乘坐一辆“130卡车”，赶到辽宁省革委会，当时领导们都已睡下，他把报告交给了工作人员。
2月4日一早，朱凤鸣找到省地震办负责人刘益民。8时，刘益民和朱凤鸣赶到省革委会，向办事组组长华文汇报了震情。华文说，“现在震情很紧张，你们打算派人下去看一遍再布置防震工作，怕来不及，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市县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
最后确定由省革委会通知营口、海城两县到海城开会，布置防震抗震工作。
10时30分，距大地震还有9个小时，省革委会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并向海城、营口两县发出防震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为：划出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组织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值班，要坚守岗位，有问题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煤矿)、高压线等要有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发现震情要报告。
14时，距大地震不足6小时，省地震办在海城召开了紧急防震会议，省地震办工作人员李福祥在会上说，辽阳去年12月22日发生的4.8级地震，并没改变金县水准测量变化的异常趋势，虽稍有下降，但积累的能量还较大，估计要在6级以上，有的人估计还要大些。当前，地震来势很急剧，而且逐步升级，大震可能要在近几天内发生。
海城地震预报是科学还是运气大地震到来之前
2月4日晨，姜成田回到海城，看到路面上的雪已融化，天空中雾气蒸腾。他一口气跑到地震站。
同事们已一夜没合眼，姜成田拿出全部图纸仔细审看，发现2月4日2时25分突跳信号较大，按平时掌握的规律推算，应在7时半左右发震。
海城县科委主任李久扬正在现场，他问姜成田：“是不是那个大的？”姜成田回答：“不是。”李久扬嘱咐：“不是大的，你可要看住啊！”
7时48分，海城英落公社发生4.7级地震，部分房屋出现掉瓦和倒烟筒现象。
8时15分，在海城县以南30公里的营口县，县委常委召开了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决定成立防震抗震总指挥部，作出四项防震决定：“一、从现在起，城、乡停止一切会议；二、从现在起，城、乡停止一切文体活动；三、从现在起，停止一切营业；四、从现在起，停止一切生产。”
会议决定：“立即通知各公社，党员包户，民兵包人，城乡要有民兵值班，把所有群众动员到安全地区，要加强党的领导，如果地震紧张，来不及通知，各社队各自为战，要保证人离屋、畜离圈。”13时50分至14时，海城地震站，“土地电”连续突跳6次，幅度很大，记录指针已经出格。
姜成田喊起来：快给地震办打电话，晚上有大震。
16时，姜成田写出了正式的书面预报意见，提出当晚7～8点钟，海城东南方向将发生大于5级地震，之后站内每接到询问电话，就告知说当晚7～8点钟有大震，需要预防。
16时20分，海城地震站王立华骑车，将书面预报意见当面交给了海城县地震办的尚尔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此时距大地震发生只有3小时16分。
据《海城县志》记载：“17时，中共海城县委再次召开防震紧急电话会议，进一步督促落实防震措施。与此同时，各社队一方面用有线广播宣传，另一方面派干部挨户动员群众撤离危险住房，把老弱病人转移到防震房屋。”
辽宁省地震局工作人员王洪明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他担任位于地震震中的海城县岔沟公社的韩家大队书记，2月4号下午接到通知后，大队当即用大喇叭广播，由于不放心，他又派出基干民兵从傍晚17点钟开始挨家挨户通知。
17时，岔沟公社岔沟村村民陈文东听到了村里的广播通知，之前，他已从街上听到了消息。“通知内容是：今晚有地震。”他告诉本刊记者。
将近19时，姜成田给县地震办打电话：“拉警报问题谁负责？”回答是，这就不用你管了。
姜成田等待警报拉响，但没听到。当晚19时，距地震发生仅36分钟，他抄起电话，再次向海城东南方向14个公社发出预警：“今天晚上有大震，注意预防。”
时任海城邮电局话务班长的由铭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她接到姜的电话，迅速接进了长途话务室，由话务员乔秀兰，通知了14个公社。
陈文东一家人呆在2月4日当天搭好的院中简易房中，东北正处于隆冬，孩子冷得受不了。陈文东喊了声：“回家去！”
陈文东不是特别恐惧，头天晚上发生过有感地震。“地震来时，会有地声”，陈文东想，“再跑也没问题。”
一家人进房不到十分钟，地下就传来“呼噜噜”的响声，陈文东的妻子反应很快，她光着脚带着孩子率先跑出房子，大地开始猛烈地波动，陈文东自觉站在一个皮球上，又被人踢了一脚，由于事先敞开了房门，他在踉跄中跑出屋内。
震后，陈文东发现一条街上的房子全平了，由于震前得到了通知，村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2600多人的村庄，只有10余人不幸遇难。
“这些人有些年龄大不愿意离开(房屋)，有些是怕冷又返回了家中。”陈文东说。岔沟村是海城大地震的震中，陈文东的4位亲人因为在屋中没有及时跑出，不幸遇难。
在海城地震站，姜成田与他的4位同事在房内坚守岗位。19时36分，地光划破夜空，霎时天地翻覆。轰的一声，间壁墙倒了，满屋尘土飞扬，房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海城站职工把电话搬到桌子下面，此时，室内已断电，伸手不见五指，他们用手电观测仪器。姜成田注视着“土地电”，发觉不论大地如何颤动，仪表的指针纹丝不动。
是“蒙”上的吗
海城地震预报有效减轻了灾情与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在受灾人口830多万，城镇房屋破坏面积508万平方米，农村房屋86万间的情况下，直接死亡人数1328人，仅占总人数的0.016%；地震烈度Ⅸ度以上极震区的686个村屯，有493个村屯震后无一人伤亡，占总数的72%。重灾区这样低的伤亡率是人类防御地震灾害史上的奇迹。
海城地震预报取得了哪些经验？李荣安告诉本刊记者，“宏观异常对这次预报的意义重要。从宏观异常出现到临震，异常的程度与数量不断上升，具有重要预警作用；另外，前震比较明显，比较多。比如葠窝水库震群，这使群众的预防意识比较浓厚。”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辽宁省领导处置果断，那时‘抓革命、促生产’，预防地震必然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很大影响。2月4日，省革委会领导华文、李柏秋得知震情紧迫后，迅速指示省地震办：马上到海城召开防震会议。营口县预防得最好，死亡人数很少，营口县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曹显清为此做了很多工作。”
海城地震预报是否也有不足？辽宁省地震局专家认为，7.3级地震三要素的预报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偏差：
——海城地震震级只预报了5~6级，偏差较大；
——地点的预报，在1975年2月3日前， 虽然认定在辽南地区有一次5~6级地震，但地震到底会在哪里发生？在预报意见中并不具体。当时主要注意了营口和金州两个地区，直到2月3日有前震以后，才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城至营口地区；
——当海城地区出现频繁的小震活动之后，临震预报意见只提到近期有5~6级地震发生，但具体的发震时间并不明确。
钟以章认为，“地震专家在预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有一定偏差，这正说明地震预报是复杂的、艰难的。正是这样的偏差才说明预报是真实的。如果，人类历史上对第一个7级以上地震的预报开始就十分完美，那是不符合认识规律的。”
李荣安说，“地震预报很困难，预报在全世界都不过关，但说海城是‘蒙’的，是不对的。海城地震预报是有依据的，也有运气的成分。有依据是指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有前震，有宏观；有运气是说有预报，但不托底，地震来了和心里的想法对上了。”
顾浩鼎说，“海城的经验表明：在成功的幸运背后，仍存在失败的可能，客观规律未解决。西方个别科学家认为是不能搞地震预报的。我们不能这么说，地震预报是民众需要。尽你所能，(预报)是科学和公众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地震科学不断积累地前行，总有一个开头。海城是一个开头。大的自然现象、大的地震一定会有前兆异常，说地震不可以预报是不对的。”
朱凤鸣说，“科学理论上的三要素都精确的预报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2月4日发出的震情报告，毕竟没有写时间、地点、震级。”
他认为，海城的经验表明，依据地震的前兆信息发出预警，向人民打招呼，采取措施减少损失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2月4日发出的震情报告，就是临震预报，起到了临震预报的作用。
“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正在惊人地发展着”，日本学者尾池和夫在海城震后评价道，“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通过实践获得丰富资料是发展预报研究最有力的基础性手段，等待基础研究完成再把它实用化的观点，即就观测技术而言是正确的，但就地震预报实用化的意义而言，结果它只能是拖延实用化的日期。”
发出预报者追忆：靠土仪器预报大地震《瞭望》文章：“土仪器”预报了大地震
姜成田受到这样的质疑：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难道只读过两年半中专的人，加上几台“土仪器”，就能准确预报出大地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1975年2月4日清晨，35岁的姜成田站在玉皇山顶心神不宁。
这天早晨的空气使人透不过气来，他的脚下是鳞次栉比的辽南民居，抬起头，他看见天有异象，头顶上的烟云成圈形流动，北往东、东往南、南往西、西往北、好似一个巨大的漩涡……
大地震似乎就要到来，凌晨4时刚从沈阳赶回海城的他，不能确定地震发生的时间、震级。他离开山顶，回到山脚下的工作岗位。不曾想到的是：这天夜晚，自己及生息于这片土地上的万千民众，命运于此转折……
当晚19时，姜成田发出地震预警。这之后，他收获了当地民众的尊崇，也不断感受到来自业界的质疑：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难道只读过两年半中专的人，加上几台“土仪器”，就能准确预报出大地震？
69岁的姜成田现在已退休在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面带微笑，神态平和，交谈时，习惯性地抱肘于胸前。
“大地震时，海城站的职工都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岗位，预报是海城站所有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交给本刊记者当年的工作日记，“一切都在里面了。”
捕捉地电突跳
姜成田1959年考入鞍山市农业学校。因家贫，在读了两年半中专后，退学务农。
1969年渤海地震后，国家地震局加强了辽南监测。1972年10月，沈阳地震大队在海城县郊的玉皇山建立了地震观测站。
姜成田以临时工身份进入观测站，被委任为技术负责人。
1973年3月15日，土地电、土倾斜仪、土地磁等土设备安装完毕。
姜成田在1973年4～9月的工作日记中总结道：“观测各种仪器变化，只有土地电有突然跳动或回零值等现象，不知何故？需掌握规律。”
这之后，姜成田开始发觉地电突跳与地震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
1973年9月27日中午，土地电突变到零值，地倾斜强烈报警。站内同事们研究认为，近期可能有大于5级地震发生，地点在东北方向。因为怕报不准，没向上级汇报。
9月29日8点40分，吉林省东北部的辉春发生7.7级深震。
这一天晚上，姜成田一宿没睡好。他后悔没有把意见上报，“这次地震给我的教训很大，这么大的地震真要发生在脚下报不出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我是个业务负责人，看我怎办？群众打不死我，骂也骂完了，脸往哪丢？！”
1973年国庆节，24时，他写道：“通过长海、辉春二次地震，加上平时我对地电摸索的规律，(从)地电在震前有突变、回零现象，地倾斜报警看，地震是有前兆的，还需要继续摸索规律。”
1974年3月14日地震站接到辽宁省震情简报，辽西地区连续发生小震群。
姜成田想起，地电在辽西震群的前一天突跳频繁达百余次。那么，是每一次突跳就预示着一次地震？
姜成田决定改变值班制度，地电突跳一瞬而过，一天记录两次不行，必须连续观测。
1974年8月1日起，为了抓住地电突跳，海城地震站6位工作人员日夜值班，连续观测。连吃饭、上厕所也不离人。
捕捉地电突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瞬时发生即过，凭肉眼捕捉，稍不留神，苦等几天、几十天，可能一转身就漏掉了。大家在观测中忘了吃饭，深夜静坐在微安表前睡着的情况时有发生。
疲劳观测极易漏掉震情，能否想办法改用自动记录？姜成田向多方求援，得到的答复是：“办不了！”
为此，姜成田几天睡不好觉，震情越来越紧张，仪器已出现各种异常。在辽南，动物、地下水等宏观异常也出现了，可“土地电”的自动记录还没着落。
12月17日天刚亮，躺在床上的姜成田脑海里念头一闪，根据地震仪拾震原理，能否利用地震仪记录功能捕捉地电突跳？
经过反复试验，12月20日终于改制成功，姜自觉千斤重的担子落地了。
预报意见写了两个小时
1974年12月21日16时，鞍山汤岗子疗养院泉水出现断流，四小时后恢复正常。泵房反映：“从古至今这是头一次。”
为什么这么巧合？姜成田想，站内倾斜仪也是当天16时报警。
次日晨4时，姜成田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21日出现的异常，反映震情紧张，可地电突跳为何没出现？
22日天一亮，姜成田来到地震站，他发现：仪器自动记录到了突跳信号！
姜成田向辽宁省地震部门发出预报：“提出在我站东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将发生4～5级地震。”
12月22日12时43分，在海城站东北方向的辽阳葠窝水库发生了4.8级地震，这次地震预报的三要素基本准确。
这次预报成功大大增强了海城站观测人员的信心。
1975年1月16日，上级让海城站把“土地电”改回来，恢复原有状态。领导说：用地震仪记录地电突跳，土不土洋不洋的，难道就能预报地震？
姜成田急了，“还让不让我预报地震了？在这紧要关头，前兆不要，要马后炮，这是为什么？！”他气愤地回电话：“不是让我负责业务工作吗？我就有权改革，想要再改回决不同意！”
经过据理力争，最后领导没有再反对姜的做法。
回到家中，家人劝他，身为临时工，就应该听领导的话。为预报地震，姜整天不回家，父亲病在床上3年，没有得到他的照顾，家人也不理解。
姜成田在日记中写道：“真是泪水往肚子里流啊，心如刀绞一样不是滋味。”
2月4日一整天，姜成田和海城站的同事们坚守在“土地电”旁，等待突跳的到来。
13时50分至14时，“土地电”突跳6次，记录指针发出“嚓嚓”的划纸声。
16时，海城站发出书面预报意见：今晚7～8点钟，海城东南方向将发生大于5级地震。
姜成田说，“预报意见之所以写了两个小时，是因为内心思虑万千。虽然之前预报过地震，但这么大的地震没有报过，报了不震怎么办？”
争议与荣耀同来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海城市(1985年撤县设市)王石镇的地震观测站。1987年，观测站由玉皇山搬迁至此。与中国地震局系统的大多数台站不同，海城站自建站以来的36年，一直使用“土地电”。
在今日的中国，“土地电”是十分罕见的仪器，它是1967年中国人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设备，特点是简单易行，成本低廉，在地下埋两个铅板就可以监测地震，1975年海城震后风行，一度在全国形成自己的台网系统。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地震局泉州会议认定“土地电”缺乏科学性，其后，“三土”(土地电、土地磁、土地应力)在全国范围被清理。
辽宁省地震局原副局长卢造勋告诉本刊记者，“在技术手段上有争议是正常的，但(用土地电预测地震)时间精确到当晚，那是不太可能的。”
李荣安对本刊记者说，“海城站的‘土地电’，从科学上分析，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最重要的作用是省政府的通知。”
他认为，“这么大的地震，土地电肯定是有异常的，就看怎么分析，海城是8方土地电，还可以自动记录突跳。从技术上讲是可能的，是可以提出预报地震意见的。但预报的程序有问题，有预报意见，但上边没定，就向外发，这是不对的。”
王立华说，“这次地震，海城地震站根据土地电和地倾斜仪配合预报出具体时间。即使海城地震站不发出预报，省局通知也起到了临震预报作用。”
他表示，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必须准确，才能起到预防作用。海城地震站有比较准确的预报时间，但或许也没有起大的作用。这是因为2月3日晚上的有感地震已让人们提高了警惕。
1975年时任海城县委副书记的赵长心对本刊记者说，“海城地震预报，地震台立下了大功，(预报)准确及时。工作人员都不是专家教授，顶多是高中学历，但都特别认真，盯着仪器不放，极端地负责任。”
1975年3月12日，海城县地震观测站与辽宁省其他5个基层地震观测单位，因对地震预报有功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国务院下发的［1975］41号文件写道：“这次辽宁省南部地区地震预报工作的伟大胜利，有力地说明，地震不仅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可以在震前预报的。事先做好防御工作是可以大大减少损失的。”
1975年4月20日，姜成田坐上国家地震局的小车沿着北京的长安街一路长行，他作为海城地震预报的有功人员抵京参加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看见了天安门和毛泽东的画像，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与荣耀。
姜成田和与会代表，受到了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王震、谷牧的接见，他还上台介绍海城经验，讲完后，掌声持久热烈。
1985年，在海城市市长胡劲松的提议下，海城市常委会议通过决议，海城地震站5人：姜成田、王立华、赵士海、乔昌满、郝维英由临时工转为国家事业编制的技术工人(刁文贵因心脏病，在震后去世)。
1999年，姜成田以高级技术工人职称退休。现在，他翻找出父亲遗留下的祖传秘方，通过卖药改善一点生活。姜成田的住房普通，2008年秋天，家里添上了两件特殊的物件：西屋放置了一台土地电，东屋放置了一台地倾斜仪。
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城经验值得借鉴《瞭望》文章：李玶：海城经验值得借鉴
“海城地震的实践证明，虽然地震预报未在科学上完全解决，地震前给老百姓‘打招呼’是能做到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王旭光
地震构造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玶，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认为，海城地震预报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海城经验值得好好地总结”。
李玶说，作为老地震工作者，他不能忘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说过，外国人没有做到的，我们中国人来做。为什么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中国人就一定做不到呢？周总理的思想是‘为了人民的要求’。”
1966年3月9日，邢台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赶到救灾现场，在隆尧县听完汇报后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知道这在外国也是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
“我是搞地质构造的，不是搞地震预报的。”李玶说，“但是每一次大地震，只要地震局通知，我就一定到现场考察。每次参加专家讨论会，我都提意见，‘尽管地震还不能在科学上精确地预报，但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还得非预报不可’。”
李玶1924出生于湖北大悟县，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1959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78年该所划归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他在地震构造方面的研究为中国许多重大工程的地震危险性评价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多年来他先后承担长江三峡大坝工程、大亚湾核电站选址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现在是应该好好总结的时候了”
《瞭望》：海城地震预报成功了吗？
李玶：海城地震过去了34年。1975年，海城地震后，当时的地震局领导胡克实，打电话让我和地震局的几位专家到他的办公室，因为新华社记者写了篇稿子准备发，稿子的大概意思是“从海城地震说明中国地震预报取得了突破”。胡克实问，“你们有什么意见？”一位专家说：“现在只是预报了这么一次，就说我们国家地震预报取得了突破，是不是早了点？是否再等几年，假使以后的大地震也能多次成功预报，再报道也不晚。”
对“海城地震预报”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海城地震成功预报了，另一派认为海城地震预报具有偶然性，是“碰”的。海城地震预报是否成功，我的具体回答是成功，但是，有条件。
一派意见说“成功”，有对的一部分，另一派反对意见说“不成功”，也有对的一部分。我觉得把二者各取其长，各补其短，不是更好？
《瞭望》：海城地震预报的缺失在什么地方？
李玶：有些专家认为，“小震闹，大震到”经验，无法应用到所有地震。唐山地震震前没有“小震闹”现象，海城地震预报总结的这条规律不全面。
二是海城作出地震预报依据的是地形变测量，而其测量的结果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不能作为地震预报的证据和依据。
这涉及到一个小故事，中国地震考察团曾到国外去，国外地震专家对海城地震预报问了几个问题。专家问，“你们预报地震是根据什么？”当时回答的是形变测量。
专家又问，“形变测量的仪器是什么？”考察团的人就告诉了用的是什么仪器，因为都是专家，一听到这个仪器，国外专家就感言，“假使是这样，怎么能行？这个仪器的测量结果是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是不能用作地震预报的。”
这一事例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海城经验因为历史原因，有些东西没有作出客观总结，现在是应该好好总结的时候了。
《瞭望》：海城地震的预报应该总结何种经验？
李玶：从地震前观测到的依据来看，海城地震预报并不是完美的。但是依然预报出了地震，所以说从不同的角度，我又认为海城地震的预报是成功的。应该说海城地震预报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人民群众需要出发，在地震前给党和人民“打招呼”，在这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其经验我认为有三点：
一、中央重视。由于中央的重视，下面的有关领导和科技人员都动起来了，这个“动起来”很重要，心里头“有”和“没有”差距很大。
二、确实有一些仪器上的微观信息。现在看来海城地震站的“土地电”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这应该更好地加以总结。
三、动物异常。海城地震前发生了大量宏观动物异常现象。
对于动物异常现象靠不靠得住？这在国际上曾引起过很大争议。但现在他们也有转变，外国人利用动物来监测地震也是有的。
“实践也检验出新苗头”
《瞭望》：当年对海城地震是有中长期预测的。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提出：“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种防震减灾思想？
李玶：69号文提出的防震减灾思想确实是高瞻远瞩。我希望地震局予以重视，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工作的方针。耿庆国根据他的旱震理论，提出华北地区要发生大震，这是地震学家的一种意见。耿庆国的旱震理论，搞了几十年。对决策部门来说，他的预测应该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69号文件内容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视，现在对群测群防工作有所忽略了，群测群防点基本上很少了。这次汶川地震，当地群众看到了好多地震前兆现象，却没有意识到。
《瞭望》：地震预报最难的是临震预报，如何评价“土地电”与基层群防群测的地震工作者在海城地震预报工作中的贡献？
李玶：姜成田用“土地电”发布临震预报是事实的话，我的态度是支持。假如我见到他，我会对他说“搞下去”。这个人对于地震预报工作是一个“亮点”。国家应当重视，支持姜成田将地震预报工作搞下去，因为特异的现象可能就是一个“生长点”，将现象与理论结合，会是一个突破。
地震前后，地壳的电场、磁场都有变化，“土地电”就是测量电场的变动。他的工作值得做，“土地电”有价值，有苗头。
至于靠不靠得住？地震学专家多得很，我认为应该请有关专家检查有关资料，是否属实？如果确认，那么应该加以推广。周总理曾经倡导过群测群防，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有人提出“土地电”监测范围有限。但一座城市面积也是有限的，保卫自己的家园足够了，可以起到“大地哨兵”的作用，把中国的大城市都保卫起来。“土地电”花费很少，利于推广，也适合于开展群测群防。
《瞭望》：为什么是姜成田，一个基层的实践者发出了“准确的临震预报”，而不是在理论上更为高超的业务领导者？
李玶：为什么有些人不相信？而为什么像姜成田这样的人那么自信？不相信的那些人是在听着地震预报意见，不结合现场；而姜成田们是在盯着前兆仪器，又结合实践。有些人认为地震不能预报，全世界都说地震不能预报，所以不能预报。
实践检验出真理，实践也检验出新苗头。有的人发现了新苗头，加以总结、发扬与光大。有事业心、有责任心的人，为人民利益着想，他们有成果，对他们存在的成果，不应百加指责，而应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地震前给老百姓‘打招呼’是能做到的”
《瞭望》：中国地震预报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何种地位？
李玶：中国的海城地震预报可以说是世界首次。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总理的指示、地方的合作、群众的动员，避免了大量死难者并减少了国家财产损失。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海城地震前是做出了预报，人们才跑出来。这次预报，有人说是靠不住，但事实摆在眼前。至于说中国地震预报工作水平，我认为中国地震预报虽然做得不够完善，但是海城地震预报经验值得借鉴。
《瞭望》：你对地震预报有什么建议？
李玶：对中国地震危险区的老百姓，进行全面的地震知识普及。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都在做地震预报工作，包括以退休的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耿庆国为代表的非主流地震研究者，将这些人形成一个专家系统，把大家的预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将结果报送地震局，再由地震局交由国家来决策。
我建议要结合主流地震研究者与非主流研究者的成果，同舟共济，团结合作，目的就是共同做好地震预报工作。
至于预报意见的准确性，我认为，提出有震的信息，比不提要好，也不要去怪他们：“有时候，为什么你们说的不够准确？”毕竟世界上都没达到很准确预报地震的水平。
海城地震的实践证明，虽然地震预报未在科学上完全解决，地震前给老百姓“打招呼”是能做到的。海城地震预报虽有不足之处，但值得总结。
海城经验表明，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与各级干部踏实执行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办大事的组织能力很强，奥运会开幕式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下决心办大事，是可以办到的。经验表明：前兆异常、动物等宏观异常、“土地电”再结合专家意见，这些综合起来，地震预报就可以大踏步前进。